湖天勝境中廟鎮
當時實際負責監造的有兩人：李天鉞和衛汝成。衛汝成是衛汝貴的親弟，盛軍記名提督，當時和哥哥一起在家守喪，他負責昭忠祠和李公祠的勘察和營建。李天鉞原名李經楞，拔貢出身，是李鶴章的 長子 ，也即李鴻章的親侄，負責管理帳目。但他好像並不善於理財，因他同時監管廬陽書院的經費，把這幾處的帳目弄得一塌糊塗，其本人也很快於當年12月13日病故了。這時正好李經方已從駐日公使任上卸任回國，受父命回鄉在夏小影建墓園（按：即今 大興 集李鴻章享堂），安排嗣母趙小蓮（已於當年7月病故）的營葬事宜，光緒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1893年5月8日）李鴻章寫信給李經方說：“祠工應俟木料運齊再動工，楞管書院（按：當時尚有廬陽書院正在籌辦），糊塗已極。” 命他一併接管昭忠祠和李公祠的建造，並“督同張次青及敘侄整頓”。從李鴻章里我們可以知道，由於祠堂橫梁需用的巨型楠木需要從南方閩、贛等地採購，所以一直延遲到1893年春夏以後，等木料備齊了，才正式動工建造。但建設的速度很快，到1894年的5—6月間，這兩座祠堂——昭忠祠和李公祠，就先後基本落成了。
巢湖 淮軍昭忠祠所以能夠較快建成，與退休在籍和分防各地的淮軍將弁踴躍捐輸有很 大關 系。以退休在家養病的前 臺灣 巡撫劉銘傳為例，他是當時鄉裡地位最高、威望最崇的淮系大員了，不但自己捐出了數百兩銀子，還親筆撰寫了兩幅楹聯：
第一聯：
“升高以望東關，情隨事遷，百戰江淮如昨日；積厚仍歸南嶽，才為世出，再生申甫更何年？”
這是回憶淮軍諸將領起自草茅的往事，情景交融，情真意切。
第二聯：
“ 九州 祠宇相望，魂魄有知，百歲猶思故鄉樂；萬古湖山不改，風雲所聚，群靈疑擁怒濤來。”
這是聯想到四海為家、為了捍衛國防捐軀的淮軍將士，希望這些先烈的魂魄千里回鄉安息。讀來催人淚下，更令人產生無限遐想。
昭忠祠建成以後，理應有一塊碑記，誰來寫這塊碑記呢？甲午年已經遠非壬辰年，隨著 日本 的步步進逼，戰爭迫在眉睫。李鴻章自己既無時間也無精力來做這篇文章，於是便請家庭教師範當世（ 南通 名士、教授李經邁和和李經述，當代著名畫家範曾的曾祖父）向前任幕僚、時任蓮池書院山長的著名 桐城 派大師吳汝綸致意，希望他能完成這篇壓軸之作。吳汝綸果然不負所托，以出眾的文采和史家的慧眼，於六月間抱病寫成了一篇洋洋灑灑1800餘字的《 合肥 淮軍昭忠祠記》（現存於新編《吳汝綸全集》）。
淮軍成軍三十年來，大小數百戰，是不是要把這些烽火擾攘中金戈鐵馬的“戰功”詳細記錄下來，在李鴻章的內心也許就是這麼想的，但吳汝綸卻沒有這麼做。他知道，到這時為止，淮軍一共經歷了三次大的戰爭：“平吳”、“剿捻”、中法戰爭；前兩次都是內戰， 中國 人打 中國 人，並沒有什麼光彩，只有中法戰爭算是和入侵的 法國 打了個平手。而眼下，中日之間的大戰一觸即發，關於淮軍腐敗、不堪一擊的傳言正在飛短流長……。如何評價這支從1870年代起就成為國家海疆防衛重鎮的軍隊？如何讓國人認識到軍隊近代化對國防建設的重要性？吳汝綸在這篇《碑記》里，用濃墨重彩所渲染的，正是這點。
他在開篇即說：“國家兵制，至淮軍凡三變。始者旗營之制，命將出師，取兵與素養，事定則兵歸伍、將歸京師。川楚之役，兼資招募，不專用額兵，變兵用勇自此始。”這是第一變。接著他又說：“……曾文正公起 湘鄉 ，教練鄉勇，倚以辦賊，號曰湘軍。湘軍興而額兵盡廢，兵之制於是始變也。”這是第二變。在敘述了淮軍和湘軍“水源木本”的淵源關係，以及湘消淮長、淮軍最後取代湘軍成為近代國防軍主力的歷程後，他又敏銳地指出：“始相國（指李鴻章）起湘軍中，所用皆湘軍法制。即至 上海 ，見外國兵械精整過吾軍遠甚，於是盡棄湘軍舊械不用，用外國器法勒習軍，軍成不留，行百戰而士氣常振奮者，以器利而傷亡者少也。蓋兵制至是又一變矣，變未有已也。”最後的一句最為點題。充分說明瞭淮軍在 中國 軍事體制從傳統向近代化過渡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至於淮軍在當時國防事業中所處的重要性，吳汝綸也有精辟的論述：“及相國移督直隸，治兵 北海 ，淮軍屹為 中國 重鎮，天下有事，取兵於相國，相國輒分遣淮軍應之。劉公銘傳率之至秦隴徵叛回，沈文肅公葆楨又與劉公先後率之渡海至 臺灣 御倭、御法 蘭西 ，潘公鼎新率之出 廣西 關外戰法人於 越南 ，張靖達公樹聲兄弟率之北戎 山西 邊徼、南防海粵東，吳武壯公長慶率之東過渤海定 朝鮮 內亂，今 湖南 吳中丞大澂率之北略 吉林 、 黑龍江 ，周剛敏公盛波、武壯公盛傳兄弟更迭隨相國 天津 屯戍海上，而 天津 又間遣偏師平 朝陽 之盜；淮軍旗鼓，獨行 中國 垂卅年。”
淮軍的不朽就在於它曾經長時期地充當近代國防的主力軍。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局面，吳汝綸認為：“兵者，逐事而具，事已而更新，不可終窮，而大要歸於去所不勝以從所勝。”而淮軍正是因為在學習西方的先進軍事技術、包括引進軍事器械和改進訓練方法等方面孜孜不倦，始終保持常變常新，才使它在當時國內諸軍中處於領先地位。但由於頑固保守勢力的干擾和阻撓，淮軍的裝備近代化在當時又處於一種停滯不前的狀態。這就使得他對即將來臨的大戰憂心忡忡。所以在《碑記》的篇末，他特別點出全篇的主題是：“汝綸則取國家兵制之變及淮軍所以制勝者論之，俾後之謀國是者有考焉。”
應該說，正是這樣一種高屋建瓴的歷史定位，使得淮軍昭忠祠和這篇《碑記》一樣，成為值得留存和弘揚的歷史文化遺產。說來也巧，辛亥革命爆發，黃興指揮的革命軍司令部就設在武昌的淮軍昭忠祠，也許他就是在與袁世凱北洋軍激戰的空隙，瞭解到昭忠祠的原委。所以在革命 成功 後不久，中華民國元年正月初五日（1912年2月22日），他就以陸軍部長的名義發佈命令，將各省的湘淮軍昭忠祠改為大漢忠烈祠，以紀念在那個屈辱—抗爭的年代，為保衛祖國與帝國主義列強浴血奮戰而犧牲的先烈。
文安 居官忠厚正直，以孝友為政，明治獄，盡心職事，政聲卓著。在管理提牢廳時，束吏安囚，嚴禁獄卒虐囚，時例各囚每飯一勺， 文安 散飯務必滿勺，生熟親嘗之。捐米煮粥，以濟晚間後到之囚。獄中易發疾病， 文安 製藥備之。夏則贈蒲扇，秋冬各司捐散棉衣，又在各所添置棉被，以備病囚發汗養病。獄無瘐死者。總辦秋審，亦多所平反，人無冤抑，世稱長者。[1]
1852年太平軍占領 安慶 ， 江寧 ，兩淮農民軍四起。 文安 在鄉倡立" 淮南 鄉約，條教精詳，裡人信從，為日後團練義勇之本"。又訂積谷備荒，遠近德之。1853年 咸豐 命其回籍協剿，有戰績。1854年以知府使用，換頂戴。 文安 在磨店辦鄉團會，1855年又在撮鎮邑棠寺，招募兵馬，擴大隊伍，併在 合肥 ，巢縣設立清湖，保衛兩局。由於廬屬五縣，水陸交沖， 文安 盛暑嚴寒奔馳，積勞成疾，1855年病逝於團練公所，終年55歲。逝後以知府軍營病故例賜恤，追贈道員，先贈資政大夫，通議大夫，建威將軍，又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通奉大夫，在中廟建專祠，宦績戰功宣付國史館立傳。
他家是一處三進的小瓦院，算不上很 富裕 ，至多相當個中農，年成不好的時候，日子過得就很緊張。他的孫子李鴻章曾揭過家裡的"老底子"，曾在信中和他弟弟鶴章懷舊時說道"前吾祖父窮且困，至年終時，索債者如過江之鯽。祖父無法以償,惟有支吾以對。支吾總非長久之計，即向親友商借，借無還期，亦漸為親友所厭。其時幸有姻太伯父周菊初者，稍有積蓄，時為周濟，並勸祖父以勤儉，並亟命兒孫就學，吾祖父從其言，得有今日……"(《李鴻章家書》)。可見早年李家日子並不好過。但是李殿華心氣很高，立志讓四個兒子都能讀書做官，飛黃騰達，光宗耀祖。為此，不惜工本地請來科場高手當家庭教師,助兒子們攻讀、備考。
四個兒子中總算小兒子李 文安 實現了父親的理想，於 江南 鄉試中舉，四年後又考中了進士，從而躋身於京城袞袞諸官之列，使李家這個淝水邊的中農之家，一夜之間"以科甲奮起,遂為廬郡望族"(《廬州府志》)。李 文安 即是這個家族走出 安徽 、走向官場、走向京城、走向沿海的第一人，是李家有家譜記載的前七代人中，惟一的一個進士。
考中進士在當時十分了得!多少人苦讀一輩子也不得入其門。李鴻章的淮軍將領中，只有劉秉璋一個人是進士。他的同黨唐殿魁、唐定奎家，打仗能行，讀書不行，二百年間，整個唐氏家族只考中了一個秀才，所以他的後代唐德剛先生正話反說"考進士考不中是正常的，而考中是不正常的"(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全國每四年才有一次考進士的機會，每次只有百餘名幸運者能夠登榜。可見科舉之難"難於上青天"。
不過李 文安 也費了大力，他苦讀到三十五歲那年(1834)才 江南 鄉試中舉。在這之前，他已經歷了十數年的寒燈煎熬，期間也當教書先生，或收徒，或館於人家，但自己的功課絕不放鬆。中舉後又過了四年，終於考中了進士，這時他已快四十了，度過了他的人生的大半截(據李 文安 《都門望雲思鄉賦》)。
李 文安 性格比較內向，"資性中下"，但他萬事心中有數，眼力不差，同年中始終與曾國藩拉得挺緊。那時曾國藩不過是個普通的京官，初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不過是個編編史書的閑官，後來才當上禮部、兵部、吏部侍郎(相當於今天的副部長)。而李 文安 早早地就安排兩個兒子李瀚章和李鴻章去拜曾為師，跟其學"經世之學"，一旦到了他們要奮發進身的時候，就派上大用場了。這大概是李 文安 貢獻給他的家族的最高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