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大家的說法，53年前的今天是我給予母親的苦難日。但我以為，對於一個當時已經生養五個孩子的女人，尤其在那個生活中處處充滿苦痛的年代，以及之後我給母親帶來的苦難相比，把我生下來的苦難恐怕算不了什麼。
我不知道是否真如母親晚年所說，我是上帝派來報答她的人。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我是上帝派來的，至於派我來幹嘛，我自己都一直沒鬧明白。總之，我除了長大之後給過母親些許快樂之外，我的童年給母親製造了足夠多的苦痛體驗，儘管我不願意用“罄竹難書”來形容自己的罪惡。
母親懷我6個月的時候，從取柴草的二樓一腳踩空摔了下來，用母親的話來說所幸先是摔在了樓下飯桌上，然後再摔到地面。正是端午前後，外面連著下了兩天的暴雨。當母親發現“通紅”的流產癥狀後，村子遠近沒有醫生，只知道東江河對岸的水南村有個劉獸醫。母親差幾個大男人渡過齊腰深的河水，取回劉獸醫按照母親“比照牛的保胎藥方相對減量”的10帖中草藥，使我得以來到人世。不知道是不是緣於此，我秉承了不少牛的性格。
大約6歲開始，我就能做全家人的飯菜了，我端一條長板凳放在竈台前，一隻腳站在板凳上，另一隻腳站在竈臺上，就能把滿滿的一砵滾燙的點心（裡面己不剩一顆米粒的米湯， 寧都 人叫“點心”）端到窗臺上去。鄰居看見了警告我母親說，有朝一日我會跌進鍋里被煮熟了的。
終究，我沒有掉進鍋里被煮熟，而是我把全家人推進瞭如同油鍋的痛苦深淵。就在我7歲那年的春節前五天（ 寧都 人的“小年”）的傍晚，我本要點起的是晚飯的炊煙，卻點成了衝天的火焰，把我們家僅有的一間土坯房燒得只剩下四堵殘牆。父母奮鬥12年積攢的那點家底，一切的一切都化成了灰燼。直到現在，我還清晰地記得我的母親靠在燒焦的門框下捶胸頓足、嚎啕大哭的神情。而且，這一燒讓我二哥小學畢業後徹底斷了讀書的夢想，三姐根本就沒有得到踏進校門的機會。
那會兒農村窮得每家每戶都叮噹響，終年勞作的人們一個個精瘦、黝黑而板實，飯量個頂個的大。記得隔壁的陳屋村有個叫福生保的，長得牛高馬大，去相親的時候就因為被女方發現他飯量太大，結果親事黃了。農民每天在地里起早貪黑地勞作，填飽肚子是最難做到的事。大米飯自然是沒辦法管夠的，唯一的辦法是到井里去多挑幾擔水。
我8歲那年上學了，依然每天早上把全家七八口人一天僅有的一升半米（3斤）放進裝滿水的頭叉鐵鍋里，往竈堂里不停地加柴草讓鍋里的水面不停地翻滾，中途用竹制的漏勺把半熟的米粒撈出來放到木篜去篜成每個家庭成員唯有中餐能享用的一碗米飯，剩下的米湯里儘管找不到一米漏網之米，但還得不停地往竈堂 裡加 柴草讓它繼續翻滾著逐漸有了乳白的感覺，才算煮出了 寧都 人特有的、早晚兩餐就著大盆的辣椒拌空心菜充饑的“點心”。然後，再在鍋里煮上一大鍋的豬草，直煮到我發現又要遲到了，拎起書包拼了命地往學校跑。
我記得很清楚，母親用自己的一條爛褲子剪下一條褲腿，將剪的一端縫死後在褲腳口的一端縫上一根布條子，給我做了我人生的第一個書包。後來父親在單位被評為先進工作者獲得了一隻印有“為人民服務”五個鮮紅大字的黃背包，它成為我的第二個書包直到高中畢業。
我家所在的村子叫對面排，去學校要穿過三四里的田埂路。學校在靠近東江河邊上一個叫村底的地方的一座彭姓祠堂里，而一年級的教室設在祠堂旁邊一排泥瓦房的一間廳堂里。同學們都各自帶條短木凳去上課，課桌則是兩頭幾塊土磚墊起的一塊長而厚實的松樹板。
廳堂在做教室之前是彭式珍的鐵匠鋪，進門左手邊的門背後地上有一個很深的坑，裡面裝滿了黃泥水，據說是打鐵時焠火用的。遲到或者課堂上回答不出問題的學生都被指定在那個黃泥池子邊上罰站。冬天的早上，遲到的同學總是很多，罰站被擠進池子里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
大多數農村孩子學齡前都沒有能用文字寫出來的名字，所以，第一天報到的時候，廖仁老師把我的短木凳翻過來，毫無商量地在凳子底面用毛筆寫上“陳春生”三個字。 寧都 人給小孩取名字倒有些象 日本 人的習慣——有出處可尋，男孩都是“姓X生”，女孩都是“姓X秀”，從中間的字要麼可以猜出是春夏秋冬哪個節氣生的，要麼能看出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幾。如若能以梅蘭竹菊、榮華月雪之類的字眼為名的，算是家裡有“喝過墨水”的人的上乘佳作。我的父母都沒喝過一滴墨水，但我對名字最後一個“生”字有著本能的抗拒，廖仁老師便在“生”上畫了一個比他寫的字略顯漂亮的圓圈，然後擠在後面寫了一個“保”字。自此，我便有了學名陳春保，但在課間同學們相互追打的時候，我常常被叫作陳春生保。至於後來改成了狂妄到極致的陳慧峰，那是後話。因為那年代學生沒有學籍，改個名字就是自個兒的一閃念，幾乎所有跳過“ 龍門 ”考上了學校的，高考報名時都興改名字這等事兒。以至於日後說起某人，即便同班同學都得掰扯和證實一番，最後才恍然 大悟 此某人就是高中時學文科考理科結果還讓那小子真考上了的某某某……
我的父親36歲才退伍回家，娶了比自己小11歲卻已帶著3個孩子的寡婦，然後去到離家200多里的肖田鄉墩土嶺林場當工人，因此我的家庭成了村子里沒有全勞力的“非農業戶”，屬於遭村民嫉妒以至於嚴重排斥的家庭。“非農業戶”的小孩輪不上為生產隊放牛賺工分之類的美差，我的母親只好每天天沒亮就催我們起床，搶在別人前頭走村串戶去拾豬糞，交到生產隊去換工分。我個子小提不動滿糞箕的豬糞，所以在家做飯。母親總是貪戀某些角落的一堆豬糞，不能按時回來接替我做飯，讓我成了上學遲到被罰站在黃泥池子邊上的專業戶。為此，我常常一邊哭著拼了命的往學校跑，一邊發自內心地埋怨母親。
小時候最恐懼的事情就是砍柴。那年月吃的東西基本是以水為絕對主料煮出來的流體食物，柴草的消耗量也就非常的驚人。儘管到處都插著“全封山”的牌子，每個生產隊還配備了專職看山員，但山上依然是光禿禿的，松樹僅剩了最頂上的一撮枝葉，仿佛一個個快被淹沒頭頂而又無力掙扎的人，殘喘著緲茫的希望。一年到頭一家老小除了在農田刨那點稀薄的收成，就是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砍柴。到達山上時其實就已經餓了，好不容易到得山上又總想多砍一點，所以，挑著沉重柴草的回家路總是那麼的艱難而漫長。
那時候學校春季招生，一年級上學期的一天，在去樓上取柴草的時候，我極不情願地重覆了一次母親懷著我時摔下來的動作，結果摔斷了左手。同年下學期一個冬天的傍晚，我把剛砍回來的柴草從屋後由兩根松樹綁成的木橋上挑到樓上去涼乾，我極度疲憊的身子再也沒能站穩，和柴草一起重重地摔在下麵屋檐的亂石上。我當時的姿勢一定十分狼狽，或者我當時實在太餓了，我可能眼花把木橋下的卵石看成了大雞蛋，我的嘴巴是直接對著卵石而去的。為此我失去了三顆初生的恆牙，血肉模糊地躺在家裡曠了半個多月課。有兩顆門牙是在口中吐出的血水中當場就找到了的，當時有沒有在心中為它們的逝去開一個追悼會，如今是怎麼都想不起來了，但它們的位置至今都還保留著。另一顆門牙當時蹤影全無，全家人也不得其解。我下巴上的一個裂口半個月後還膿血橫流，母親每天給我敷草藥也無法收口。終於有一天，那顆失蹤多時的門牙順著膿血掉了出來，裂口才漸漸結成瞭如今還清晰可見的傷疤。
要不是母親警告我不好好讀書就得回家天天去砍柴，我是早已輟學了的。母親拉扯我們兄妹八個，過得異常的窮困。但不管如何的艱難，母親始終堅持讓我去讀書。說來也奇怪，母親沒有讀過書，但她卻知道很多教孩子算數的道道。晚飯後，母親不准我們和別的孩子一起去滿頭大汗地捉迷藏，而是坐在她周圍比賽算數。一樹十八枝，一枝十八杈，一杈十八窩，一窩十八鳥，總共有多少只鳥？一隻青蛙四條腿，四隻青蛙十六條腿，十六隻青蛙“噼里叭啦”跳下水，總共跳下去多少條腿？母親還知道“搬凳給別人坐等於搬給自己坐”、“只會病死人不會累死人”、“借人一籮糠還人一擔米”之類的許多諺語。母親最經常掛在嘴邊的是“人之初，尋本鎩”，她說這意思是做任何事情剛開始的時候都不要怕虧本，後來我長大了告訴她這是《三字經》里的“人之初，性本善”，她說都是一樣的意思。
在母親的英明、正確教導下，我算數的本領在村子里出了名。和許許多多的村莊一樣，我家村子的村口也有一棵大 樟樹 ，村民們都在那裡集中出工，等待生產隊長的訓話或是分配工作。我從村口去學校就會故意被他們抓住，算出了他們絞盡腦汁準備好的算術題才能通過。他們充其量也就“一隻鴨子四斤六兩，每斤七毛八分，總共能賣多少錢”之類，比我母親每天讓我算的那真是小巫見大巫。我母親私下裡告訴我，只要我成為生產隊最會算數的人，長大以後就能當上生產隊的會計。會計比隊長還實惠，隊長還得帶領社員去地里勞動，會計卻不用下地可以在家裡算數。尤其那年代，我最恨的就是生產隊的會計，他說其他農業戶欠生產隊再多的錢都可以記“往來”，照樣可以到曬場分糧食，而我們家是“非農業戶”不能記“往來”，一定要拿現金才能去倉庫買到已經回潮、夾雜著許多老鼠屎的定額糧；他還有特權玩手段，可以在天氣好的日子把曬得特別乾的糧食分給自己人，在天氣不好的日子把沒曬乾的糧食分給他不喜歡的人。
顧名思義，對面排40多戶人家依山而建，一字排開，村後一座不高的山丘，村前一片肥沃的土地，再往前越過公路便是潺潺的東江河。村子里就陳、彭兩姓，住戶比例是3：44，姓陳的處於絕對的弱勢地位。一戶叫陳隆富的，雖然他早已入了陰槽，但我還是恨之入骨，因為他是個倚強凌弱的十足渾蛋。另一戶是我的叔叔，關於我家與他家的恩怨，說起來話就長了。
我的爺爺是100多裡外的 黃陂 鎮下壩村人，本姓廖，小時候被拐賣到了 會同 鄉桐口村對面排的陳姓人家。現在應該明白了吧，我叔叔是陳姓謫傳，而我父親是他家經常罵的“外來野種”。我父親少年喪父，13歲代表陳家去充了壯丁，等到36歲才退伍回家，我叔叔則繼承了祖上殷實的全部家產，還當了稅務幹部。他那副趾高氣揚、驕橫跋扈的樣子讓我終生難忘！也正是因為他，同時因為我父親長年不在家，陳隆富才敢為虎作倀、狗眼看人低。
既然你陳姓人自己都勾心鬥角，彭姓人又怎麼會客氣呢？就連我家被火燒得家徒四壁，生產隊不僅沒有任何的救濟，而且還要我家賠償存放在我家供生產隊牲口過冬的稻草。我們一家人捲宿在別人廢棄的房子里度過了我7歲那年的春節，那是一個記憶中最寒冷的冬天，我家小弟弟也在元宵那天降生人間。在此後的許多年，當老師問“陳”的反義詞的時候，我都還會下意識地想到“彭”字。
7歲本該是我開始上學的年齡，但家境實在困難，我只能住到 會同 鄉圩鎮的舅舅家去，每天上街拾豬糞，由二哥和三姐挑回生產隊去換工分。不過，那倒成了我小時候不多的快樂時光。首先是每天基本能吃到飽飯，其次是每半個月還能在街上看到一場露天電影，儘管大多數時候只能站在銀幕的反面看，那也已經絕對是那個年代的文化盛宴了。直到我後來在衛生院當了醫生，有的老人還驚呼，不敢相信眼前的陳醫生就是當年那個“豬屎賴子”。
8歲，我終於上學了。暑假里，我第一次參加生產隊的集體勞動——送秧苗，我只顧與小伙伴回憶頭天晚上看的電影情節而忘記了及時送秧，隊長彭先平走到我面前，直接給了我兩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其他小伙伴因為父親在身邊，什麼事都沒有。我母親知道後，跌跌撞撞衝到水 田中 ，與隊長展開了一場力量懸殊的殊死搏鬥。自此，母親再沒讓我到生產隊參加勞動，而是告訴我，早晨和傍晚去別人曬過稻草的地方耙丟棄下來的稻草，放到豬圈裡漚成肥料，送到生產隊可以換到比去生產隊勞動更多的工分，太陽灸熱的正午時分還可以躲在家裡學算數。
9歲，我仍然沒有停止給母親製造痛苦的步伐，我從樹上摔下來摔斷了右腿。這一次母親不但沒有罵我，還在兄弟姐妹面前誇我“會想辦法”。那是放學以後，我去附近的山上耙松毛，顯然，地上被先先後後的人耙過無數遍，比家門前的禾坪還乾凈。冬天的松樹枝上，已經有了漸趨變黃的松毛。我決定爬上去，把那些有了黃意的松毛擼下來。可是那松樹只在頂端才有幾條樹枝，真的是高聳入雲，承受不起我瘦小身體的樹桿從中間折斷了……
為了躲避砍柴，我一直裝著非常刻苦地學習。我最怕星期天，每到周末，我就祈禱著第二天能下雨。還真神了，經常都能如願以償。三姐沒有讀過一天書，天天在家勞動，盼著星期天我能幫忙去砍柴，所以，看到周末總是下雨，她雖然嘴上沒有抱怨過，但乜斜的眼神告訴我，她心裡有多無奈！高中住校了，要不是非得回家去背米並把菜瓶子里的腌菜填滿，我就會裝著星期天都要在校學習的。
二哥參加民兵訓練帶回來一個乾糧袋，後來成了我往學校帶米的專用容器，這容器竟然也是一個量具，它剛好能裝下我一周每餐三兩米，多一粒都不行。用來裝腌菜的玻璃瓶的前身是農藥瓶，農藥用完了，放在 水裡 泡上幾個月就變成了菜瓶，每個同學的菜瓶無一例外都是這樣得來的。
星期天下午，是我帶著一周的給養還校的時刻，也是我經常面臨痛苦抉擇的時刻。一家人都去地里幹活了，只有我在家裡提前吃好晚飯去學校。我把米飯從飯篜挖出來放到鍋里去熱，結果發現飯篜里留給還在地里辛苦勞作的家人的飯已經太少，我非常不情願地從鍋里挖一點回飯篜，轉而看到鍋里的飯太少，又很想狠狠心再從飯篜挖一點到鍋里……如此不斷地反覆許多次，良心在無盡的煎熬中哀鳴！
家裡一年當中吃肉的機會只有三五次，機會大多出現在 寧都 人講的“五八臘”，也就是五月端午節、八月中秋節和臘月春節。雖然從來都沒有可以放開肚皮的可能，但打打牙祭也能讓我不捨得刷牙很多天。有一年的除夕前夜，母親照例在櫥房落肉撮，而且按照慣例，落好了之後，我們每人就能得到一碗湯以及裡面的三個肉撮。孩子們都鑽在被窩裡興奮地等待，也許正是過於興奮的原因，我竟然在母親把肉撮湯端到床前時已經很不爭氣地睡著了，被母親喊醒接過肉撮湯時還沒有完全回過神來。結果，一碗湯全倒在特意洗漱乾凈準備過年的床上，等待了365天的肉撮沒吃成，還被打了個半死。
儘管發生了這樣的事，但仍然沒有削減我之於春節的狂熱期盼。春節不但有肉吃，還會有新衣服穿，春節一整天都可以不做任何事情而盡情地玩耍。一大早起床，穿上母親預先放置在床頭的新衣服、襪子以及母親手工做的千層底布鞋出門，不再是趕在別人之前去撿豬糞，而是趕在別的孩子之前去找尋各家各戶凌晨“開 天門 ”燃放鞭炮時個別沒能燃爆的死炮。吃過早飯之後，小伙伴們看誰撿到的死炮多，然後一起小心翼翼地給每個死炮重新補上引線變成一個新鞭炮。鞭炮插入潮濕的泥土裡並迅速點燃，小伙伴們捂著耳朵四散奔逃，躲避震耳欲聾的聲音和濺起的泥水，過後看誰沒能跑贏、新衣服上濺滿星星點點污泥，一陣又一陣狂笑。每個小伙伴的口袋里都裝滿了紅薯片之類的零食，玩耍的同時嘴巴也一直沒閑著。下午，隨著天色漸漸變黑，小伙伴唉聲嘆氣地各自回家，等待了一年的春節，就這樣轉眼即逝。
小時候的新衣服是每年一身的。臨近過年，母親就把抽屜里的布票攤在飯桌上，把每一張面額加起來，籌划著去 會同 街上買布給每個孩子做一身新衣裳。兄弟姐妹之間的舊衣服都是大的傳給小的，外衣穿小了就自然變成了內衣，補丁打了一層又一層。新衣服都是請隔壁陳屋村的桂秀嬸嬸來家裡做，按照約 定日 子的頭天晚上去把她的縫紉機扛到我們家裡來，桂秀嬸嬸對我們家特好，尤其喜歡她在我母親面前誇我會讀書，第二天無論再晚她都會幫我們做完，因為多一天就是多一天的工錢。打霜的天氣了，我們還是光著腳丫去學校；冬天了，身上還是兩件單衣，坐在糊窗子塑料紙已然破碎的教室里直打抖。外公逝世之後，母親得到了外公留下的一條棉褲，母親從自己身上脫下來，把它改成了我的一件棉背心和一條小棉褲。
平常，農戶家的雞蛋都是拿到街上賣了再換回食鹽的，唯獨立夏節，每個孩子能吃到一個水煮雞蛋。有一年立夏，我把母親順便放在豬飼料中煮熟的雞蛋帶去了學校，上課還在抽屜里偷偷把玩，被老師發現後繳了，最後也沒有還給我。從此，那門功課我一直學得特別差。
